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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古城本地店铺打出“还我文明古城”标语,抵制背包客摆摊

发布时间:2016/4/3 14:19:40
大理古城的背包客摊主,主要集中在人民路中段约700米的路边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 刘建平  图

沿街店铺贴出抵制地摊的标语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 刘建平  图

        澎湃新闻黄金周直播进行中。
        2014年10月1日,云南大理古城突然上演一场集结百人的上街抗议,而在前两日,当地城管被指殴打背包客摊主事件,正是这场持续6个小时抗议的导火索。
        有证据表明,在抗议的背后,是无法统计数量的背包客摊主与大理古城当地居民、店主和管理方的博弈。
        谁成就了大理古城?“在水很深的大理古城”,这场博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管理上的难题。
为什么来大理?
        大理古城的背包客摊主,主要集中在人民路中段约700米的路边。对此,官方和民间没有统一的数据。
        “像候鸟一样,今天还在,明天也许就走了。”一名长期在此摆摊的背包客说,“保守估计在400人以上,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呆在这儿。”
        在7到8月的旅游旺季,大理古城城管中队称“将摊位控制在210个以下”。在淡季,他们的目标是160个到180个。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闻走访发现,这些背包客大部分来自华中、华北以及东北地区。他们从家乡出发,游历多地,一部分人在大理古城停了下来,一部分人又启程前往其他地方。
        “他们把去大理当作了 朝圣 。好像作为一个文艺青年,就不能不去大理漂一回。“一名在大理古城居住多年的作家评价。
        他们之中有生意场上的失败者,也有辞职的都市白领,更多的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,年龄跨度在16岁至50岁。他们大多通过豆瓣网等社交平台获取前辈的攻略,决意以“穷游”的方式,实现人生意义。
        “大理古城的水很深。”背包客摊主行者说。
        “你很难在其他地方见到,有这么复杂的人员构成。背包客里,各个阶层的人都有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他说,在这些摆摊的背包客里,一些人并不需要钱,只是享受这样的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以前在大国企上班,有不少积蓄。”近50岁的行者至今未婚,6年前决定来到大理,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“现在我每个月挣1500元,700元租房,400元吃饭,买点日常用品,足够了。”行者抽着4块钱的“红梅”烟说。
        但也有生活所迫者。大陈在人民路大理四中附近摆摊,身材消瘦,戴着一顶牛仔帽,用急促的语速与人交谈。大理长时间的日照,让他拥有着和当地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。
        这个来自山东梁山附近的中年人,自称“在济南蹭过几年的大学课程”,也多次创业,开过广告公司,做过地产项目,但最终一无所有。
        2010年,他从父母那里借了1000多元,买了一张站票前往北京漂泊。大陈说,那一年,他住在中央党校的西侧一间6平方米的瓦房里,“抬头就能看见香山。”
        多次求职无果,他来到北京动物园的附近摆摊卖化妆品,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到500元,少的时候能卖到300元。他自称“摆摊只是副业”,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各种展览上。“遇到城管来查,也影响生意,一个月下来,大约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他在北京呆了3年,最终无法忍受“像罐头一样的公交车和烦人的气候”,决定听从朋友的建议,前往大理古城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2013年2月,他从邻近的丽江市进了20多个旅行包,拿到大理古城来卖。一个包可以挣100多元,他挣到了2000多元。
        他自称已无法融入到曾经的生活中。“在大理多好,有阳光,还有自由。”大陈说,他曾经回到山东老家,“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看见老家的那山、那水和马路,觉得一切都很不自然。”
        大陈时常将“众筹”、“非正规创业”等商业名词挂在嘴边,在大理断断续续生活近一年时间里,他还是会向朋友们回忆以前的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“我想让社会认同我,但那太难了。”大陈说,他就像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周伯通一样,“左右互搏,一半的我说要社会认同,一半的我说要淡泊外界的认同压力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他在摊位上卖自己制作的风光明信片,也贩卖一些当地白族老百姓制作的木质手镯。一张明信片2元,10块钱6张,一个木质手镯30元。在淡季,他每个月大约能挣到2000元。
        2014年10月1日晚,大陈也加入了摊主游行的行列,他说:“我比较懂传播,给朋友们拍照,再上传到微博上去。”
        10月2日的傍晚,人民路上的游客增多,城管不断地前往大理四中附近,要求摊主们收摊避让拥挤的人群。大陈将摊位挪到了离四中大约200米外的人民路下段。
        在来大理之前,25岁的背包客小勇是新疆的一名记者。2013年5月的一个黄昏,没有单独旅行经历的他,突然在网络上看见“穷游天下”的攻略帖。一个月后,他辞职加入了“穷游”的队伍。
        “月光族”的他带着1000元,从乌鲁木齐一路蹭车,用2天的时间来到1000公里外的甘肃敦煌。那1000元花完后,他靠着在青年旅馆做义工维持生活。随后,他又去了青海湖、柴达木盆地附近的无人区。2013年的7月,在西安、成都和昆明作了短暂停留后,他来到了大理古城。
        他曾在一次国际性青年艺术节上,偶遇影视明星、他的初中校友李亚鹏,李亚鹏送了他一本书。小勇说,在那本书的扉页上,作者写道:“此书献给所有正在为之付出的理想主义者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。”小勇说,他往返西南、藏区,“待过丽江,但不是那个艳遇的四方城。”小勇把重音放在最后一句话上。他没有考虑未来的生活。
        10月2日的晚上,小勇也将摊位挪到了人民路的下段。他和大陈挣得差不多,“正在攒钱去西藏。”
        大陈说,他想做一个大理人,“但买不起房子,也不能把户口迁过来。“
        更多的人的计划是,在大理停留一段时间,再去往别处。他们大多住在青年旅社,每月200到300元的一张床位,靠摆摊来承担日常所需。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争取的是在大理古城居住的权利,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,摆摊提供的也是居住的资本。”一名背包摊主也将摊位移到了叶榆路上。这里游客较少,他抱怨“在这儿摆摊无法养活自己。”
谁成就了人民路?
        抗议事件后,一个争议被摆在了桌面上:谁成就了人民路?
        一些背包客称,没有了人民路的摆摊客,大理什么都不是。
        他们认为,“地摊文化至少提升了大理古城的品味。”但这种说法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。
        当地人认为,大理依旧是那个大理,人民路也依旧是那个人民路。
        “要了解大理,并非是看人民路几个地摊就能做到。刚好相反的是,人民路的地摊,八成跟大理的历史文化没任何关系;九成也不是大理本土人在摆摊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,那会闹笑话。”一名当地网络名人对此表示不解。
        按照当地人的说法,人民路的“摆摊文化“最长不超过10年,古城城管大队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是14家。
        也正是最早的这一批人,让人民路和背包客、“文艺青年”联系在了一起。
        现在,古城的居民对他们的回忆是,“人家那才是艺术。”
        资深背包客阿东告诉澎湃新闻,2012年以前的背包客摊主,主要卖自己的手工制品、收藏的摇滚CD和各地淘来的民间工艺品。
        “货真价实的工艺品,在村子里收来的。”他说,那些年,生意很好做,卖的东西质量也很好,“有的摊主一个月能挣到3、4万元。”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闻调查发现,最早的这批大约50个背包客,基本都已前往附近的村子中定居。而目前人民路上的摊位,主要以小饰品、服装为主,少量有自制的手工制品。
        “现在的地摊文化已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了。”一对在大理古城居住8年的上海夫妇介绍,2012年后,外地来大理古城居住的背包客越来越多,地摊也越来越多。
        他们说,各种从淘宝、丽江和昆明批发来的廉价工艺品,取代了曾经的真品。伴随着2012年7、8月旺季的到来,一些年轻的摊主开始将地摊摆在了马路中央。
        虽被捆绑了“文艺”的标签,但当地人对此并不认同。
        “什么叫文艺?写字画画叫文艺,卖小饰品能叫文艺吗?“一名古城城管评价。
        地摊冲击了人民路上已见规模的店铺经营。澎湃新闻在人民路上看见,不少店铺的窗户上,贴着“还我文明古城 抵制无序经营”的纸条。
        一名服装店的店主称,她的店铺从4年前的每年2万元的租金,已涨到了如今的8万元。
        “同样是卖衣服,我们在承担大量房租、水电费,他们是免费,如何竞争?“这名店主抱怨。
        针对这些现象,大理官方曾在2012年做出取缔人民路地摊的举动,但受到诸多反对和质疑。
        2012年12月初,大理州旅游委在回应媒体时称,要从保护的角度规范人民路的地摊,但进入人民路的地摊种类上应该有所限制。人民路地摊在近期不会被取消,下一步将会就人民路地摊问题广泛征求摊主、居民、游客各方面的意见。
        大理城管大队队长蒋建明称,此举“体现了大理的包容和体谅。”
        地摊被保留了下来,但他们自身开始了分化。
        阿东对澎湃新闻说,现在的背包客摊主内部变成了两个大圈子:一些人像以前的那些背包客一样,走走停停,并不是靠摆摊生活;而另外一些人, 则成了职业摊主。
        “卖次品的主要是这些职业摊主。”按照他的说法,吸引摊主来的原因之一,是此前较为宽松的管理环境。
        2014年,大理城管在冲突前的做法是,委托人民路所在的社区委员会对摊位进行管理,“每个摊位收取每月10元的管理费。”
        这种管理模式持续到了2014年的9月。此后,古城城管开始对人民路中段进行“画格管理”。
        蒋建明称,按照方案,店铺门前的摊位,由店铺缴纳每年220元的费用,可由其自主决定自用或他用。而公共路段的10多个摊位,则使用“招标“的方式来确定摊主。
        大量的店主对此抱有不满。“房租已经很高了,为什么还要收取门前的摊位费用?”
        而那些公共路段的摊位,招标的底价是7200元。一些摊主告诉澎湃新闻,一些繁华区域的摊位,已被炒到了1万8千元。
        “10多个摊位,有60个多摊主报名,这是采用招标形式的主要原因。”蒋建明称。
        一些摊主担忧,高昂租金所确定下来的摊位,少有背包客能够承担,“能够接盘的,只有职业摊主。”